- 王尧骏 何毅:基于高校分类发展逻辑变革的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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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基本办学定位引导高校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基于高校分类体系,从国家政策工具、教育行政部门考核评价和高校自身办学定位三个层面进行比较,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我国高校分类发展的整体逻辑正由学科学术导向转向应用需求导向,表现为更加强调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更加强调高质量服务发展的能力、更加强调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根据高校的办学历史、学位点设置及区域服务面向,应用型高校可以细分为研究应用型、行业应用型和技术应用型三种亚类,其功能定位由“结构松散”转向“耦合嵌入”、师资建设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构成”、培养体系由“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的转型路径凸显出应用型高校以“价值回归”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
关键词:高校分类发展;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高校如何分类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办出各自的特色”,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从政策层面引导高校分类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此后国家及部委陆续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10余个文件,旨在构建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受缺乏配套政策激励、高校自身办学惯性、社会评价体系偏差等多种因素影响,高校分类发展,特别是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始终未在实践层面形成自觉行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进一步要求“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近期,国家部委落实高校分类发展的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多元政策工具正在逐步破解高校分类定位难题。
一、高校分类体系的多维解析
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6月2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67所(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从不同视角和需要出发,我国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十数种基于不同逻辑和标准的分类模式。从层级体系而言,可以从国家政策工具、教育行政部门考核评价和高校自身办学定位三个层面进行解析。
(一)国家政策工具层面的高校分类
高等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相关部门从不同视角出发,从描述性分类的角度对高校分类提出不同标准。比较典型的,如从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出发,根据高校的办学形式将全国高等学校分为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其中普通高等学校又分为本科学校和高职(专科)学校。根据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分为国家部委属院校、省属院校和地市属院校等类型。参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2018年颁布),根据办学科类,将高校分为综合1(文法学科为主)、综合2(理工学科为主)、师范院校、民族院校、理工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外语院校、农林院校、体育院校、医药院校、艺术院校等12种类型。从高校办学层次出发,分为博士点高校、硕士点高校、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根据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高校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及发展实际,将高校分为一类审核评估高校,二类1种、二类2种、二类3种等四种类型。最新的《纲要》从国家的战略布局出发,根据人才培养类型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除以上常见的分类标准外,还有高校设置标准、教育部高基统计报表等不同标准。
(二)教育行政部门考核评价层面的高校分类
如果说国家政策工具层面的高校分类是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那么省级政府的高校分类及其结果应用则关系着高校未来资源获取和竞争优势的确立,影响着分类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目前各省域普遍基于省域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对高校进行分类考核并以此进行资源分配。
上海于2014年率先对64所高校开展分类管理和评价探索,纵向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科学研究类型,横向按照学科专业设置,形成高校“十二宫格”分类体系,2018年《上海市高等教育促进条例》进一步巩固该分类方案。浙江省于2016年开始按照侧重教学或研究,同时参照办学科类,将高校分为“综合性研究为主型、多科性研究为主型、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多科性教学研究型、综合性教学为主型、多科性教学为主型”6类,2020年按照学位授予层次将高校分为I类院校(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Ⅱ类院校(硕士学位授予权高校)、Ⅲ类院校(学士学位授予权高校)和IV类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并进行分类考核8。山东省2019年印发有关考核办法将省内本科高校分为I类高校(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Ⅱ类高校(硕士学位授予权高校)、Ⅲ类高校(其他本科高校)。广东省2018年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按照办学水平及办学目标将省内高校分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三种类型。北京市2018年将北京市属高校分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特色大学、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和高水平技能型大学”四种。江苏省2021年起根据办学层次按照“高水平大学、其他本科高校、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和其他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分类考核。福建省2022年起将省内高校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及主干学科和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及主干学科两大类进行考核。
伯顿·克拉克经典的“政府—市场—学术”三角权力模型曾对高校办学资源配置的权力平衡进行过深入论述,省域政府对高校的分类考核体现出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正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三角关系的权力重心在逐步偏移。
(三)高校自身办学定位层面的高校分类
高校分类发展在国家政策意义上是分类定位,对于高校自身而言则是办学定位。长期以来,高校自身如何定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当部分高校按照自身的办学水平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状态进行定位分类。比较常见的是根据教学科研的侧重或本研学生规模,将自身确定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类型。笔者以“十四五”时期全国软科排名前300位的高校为参照,剔除办学定位相对清晰的原“985”高校以及行业特色鲜明的财经、医药、政法等行业类院校,发现204所样本高校的办学定位差异显著。其中,办学定位表述明确含有“研究型”且重心落在“研究型”的高校64所,另有表述为“创新型”大学10所。64所“研究型”表述高校中,完全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高校37所,占比57.9%;“教学研究型大学”14所,占比21.9%;“应用研究型大学”12所,占比18.8%,另有“研究型技术大学”1所。不同定位高校在软科排名体系中存在位次的区间差异。从分布规律看,排名次序大致为研究型〉创新型〉教学研究型〉应用研究型〉教学型。高校办学定位总体表现为“教学”与“研究”及“应用”的不同排列组合。
显而易见,国家政策工具、教育行政部门考核评价和高校自身办学定位的分类依据存在逻辑视角的差异,我国尚未构建起一套兼具权威性、系统性与兼容性的高校分类标准体系,这是理论及实践仍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分类逻辑变革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交汇点,在教育强国战略下肩负着重要使命。目前,高校分类发展的整体逻辑呈现出由学科学术导向转为应用需求导向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高校发展正从遵循认识论哲学,关注高校自身办学,关注知识的生产与储存,注重知识的自身价值向遵循政治论哲学,关注满足国家战略,关注知识的应用与转化,重视知识的应用价值转变。这一转变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需求导向下高质量人才培养是高校更为紧迫的根本任务。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适应国情,通过规模扩张先后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教育事业发展的衡量标准更多指向“毛入学率”“在校生规模”等数量指标;进入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教育亟须解决“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两个基本问题,高等教育在强国建设进程中肩负着史无前例的责任使命。高质量人才培养要主动回应国家战略转型、人口结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革命带来的深层逻辑转变,培养满足国家战略所需和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增强人才与需求的匹配度,贯通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的协同体系。
其二,需求导向下服务高质量发展是高校更为重大的办学使命。教育强国战略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变得突出,个体的教育需求与社会的人才需求需要建立新形势下刚性需求与弹性需求、超前需求与滞后需求之间的平衡。2025年国家五部委印发的《关于健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人才培养、健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型企业人才培养功能,特别提出支持产业龙头企业举办高水平大学,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举办定位明确、特色鲜明、适应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和行业特色大学。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可以预见,未来参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将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还将包括企业、行业等各种社会力量。国家政策引导机制及多元办学主体的参与将加快倒逼高校围绕国家战略布局优化学科专业调整。
其三,需求导向下完善高校分类体系是高校更加自觉的责任担当。高校分类“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远非单纯的模式和技法,牵涉经济、社会、管理、教育诸多深层次关系问题,受到知识、权力、利益、文化、历史、心理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高校不是都办成金字塔,而要办成“五指山”,要多赛道办学,每条赛道都有高原高峰,不同高校在各自赛道上竞争,办出高质量、高水平和鲜明特色。高校分类发展是高校自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最终目标是按照分类发展、特色办学的思路,通过结构优化与协同创新,形成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合力。
三、分类逻辑变革牵引的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纲要》将我国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种类型,三类高校分别嵌入“知识生产—成果转化—技术应用”的不同环节,共同构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完整生态链。其中,应用型高校处于连接知识创新与产业实践的关键环节,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目前,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均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建设标准,而应用型高校作为高校分类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亟须完善政策供给。
(一)应用型高校的内涵简析
应用型高校并非新事物,有学者将我国应用型高校创办溯源至“京师大学堂等综合型大学创立和发展的同时”,但是在教育强国语境下应用型高校具有特定内涵。一段时间以来,何为应用型高校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甚至出现应用型高校的“污名化”现象,但是学界普遍从以应用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实践为核心的教学与研究方式以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定位等方面对其进行界定。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认为“应用型大学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潘懋元将应用型高校定义为以教学为主,主要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开展一定的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认为“应用型大学是相对于学术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另一种高校类型”。别敦荣认为“应用型高校是以实用价值为取向,以服务学生职业发展和社会现实需要为主要办学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以技术应用为核心、实用功能为主导的办学层次与类型的统一体”。史秋衡等提出应用型高校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主要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应用研究及成果转化功能,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实践的重要中介力量。顾永安等认为“应用型高校通常紧密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办学,其办学定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行业导向”。据此,可以将应用型高校界定为以本科层次教育为主体,主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知识转移转化型人才为核心,突出实践教学和专业技能训练的高校。应用型高校并不局限于其办学层次,而是主要关注其办学特征。
(二)应用型高校的细化分类
我国应用型高校数量庞大,单一的分类难以涵盖复杂多样的院校类型。根据高校的办学历史、学位点设置及区域服务面向,本文将应用型高校细分为研究应用型、技术应用型和行业应用型三种亚类。
1.研究应用型高校
研究应用型高校既不同于以原始创新和前沿研究为主的研究型高校,也有别于以技能训练和实践操作为核心的职业技能型高校,而是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地带,兼具学术研究的基础性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通常是具有硕士及以下学位授予权的普通地方本科高校、少量为具有部分博士点的地方高校,它们是我国高校的主体力量,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相当数量具有强劲实力的高水平博士点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承担着支撑地方经济、服务社会发展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使命。由于此类群体涵盖从高水平博士点高校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再到新建本科院校以及新转设升格本科院校等多个层级,目前困惑最多、争议最大的正是这一群体,有必要在“双优”院校遴选过程中严格遴选标准,建立分层建设梯队,避免应用型高校再次被“污名化”。
2.技术应用型高校
技术应用型高校主要集中在职业本科高校。职业本科人才是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之间的关键联结点,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是从科技创新走向产业升级的接口。2019年1月,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同年5月教育部批准成立第一批15所职业本科层次试点院校。2021年4月,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202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以职业本科为牵引”,“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学校”。随着我国逐步形成职业教育纵向贯通格局,职业本科高校正在引领并重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3.行业应用型高校
相对研究应用型高校和技术应用型高校,行业应用型高校具有研究应用型高校的基本特征,其主体部分为具有鲜明行业特色或行业属性的硕士及以下学位授予权的普通本科高校、少量行业特色博士点高校,涵盖范围清晰,建设目标明确。行业应用型高校以服务特定行业和区域产业发展为核心导向,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类高校与行业深度关联,构建了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协同的育人体系,将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相连,是我国行业人才供给的关键力量。
(三)应用型高校的转型维度
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产物”。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总体定位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服务面向主要是区域发展需要,知识模式是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并重,发展重心以专业建设为中心,学科专业设置应当兼顾基础性、应用性和新兴交叉的平衡。基于以上原则,结合功能结构主义观点,应用型高校应当在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知识服务方式、师资评价标准以及内部治理体系等关键办学实践要素上进行系统性变革与创新性重构,下文将其归集为三个主要转型维度。
一是在功能定位上由“结构松散”转向“耦合嵌入”。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核心痛点不是资源不足,而是功能定位的“结构松散”,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之间缺乏有机的、内生的、自组织的联系。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来源,高校往往遵循学科逻辑而非产业逻辑,其本质是“学科—专业—课程”的封闭运行。实现从“结构松散”到“耦合嵌入”,需要重塑组织边界、重组科研流程、重构评价体系。就组织边界而言,应用型高校应深度嵌入区域产业发展体系,通过产业学院、地方研究院、校企共建平台等多种形式,以回应真实产业需求为导向,打通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围墙”,深化与行业企业的协同发展关系,不断强化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行业与产业的办学属性。就科研流程而言,传统线性科研模式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的流程,跨学科模式下的新型知识生产则要遵循“需求牵引、产出导向”的原则,开展需求导向牵引的有组织科研。就评价体系而言,检验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成效需要引入政府、企业、学生等多元主体,对标国家和区域的战略部署,以服务产业需求的适配度检验办学的贡献度,构建校地企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从而在区域竞争中占据独特、稳固的生态位。
二是在师资建设上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构成”。师资队伍的结构性变革是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关键枢纽。传统高校师资呈现来源单一、角色单一、能力单一、评价单一等“单一主体”特征。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构成”,本质是打破这种同质化、封闭化的师资体系,构建一个由高校专任教师、行业企业资深专家、技术技能大师、创业导师等共同组成的、流动开放的师资生态。不可否认,打破教师单一主体格局面临诸多挑战。现行高校师资主要来自传统的博士培养体系,学术训练机制天然地以理论偏好为导向,学术评价体系不断强化科研导向的成果产出,教师身份“从校门到校门”的封闭式循环导致教师行为转型困难重重。因此,有必要建立从入职筛选到业绩评价闭环的师资“引育用”机制,特别是在评价“指挥棒”上打破单一的学术评价依赖,在最为关键的职称晋升与绩效考核上聚焦于教师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贡献,推动技术转让成果、横向课题经费、为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的成效实现贡献评价等效化。要构建校企“旋转门”机制,推动高校教师与产业人才的双向赋能。
三是在培养体系上由“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学科作为知识的系统分类,代表着一种知识发展的规范体系,由此“学科逻辑”是以学科知识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中心来组织教育活动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范式,遵循的是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内在规律。需求逻辑的核心则是面向真实的应用场景,以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为起点,以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为主线,重构知识组织、教学过程和评价标准。显然,传统以学科专业为边界的人才培养体系被牢牢束缚于知识边界,难以有效回应产业发展的跨界性与复杂性要求。应用型高校应以产业需求为起点,在专业设置上牢固树立面向区域、服务产业的办学定位,结合区域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整合优势学科专业资源,关联产业技术创新研究,“建立学科专业集群服务区域产业集群的联动机制”。在课程体系上要以产业真实项目为牵引,重视课程的“逆向设计”,将知识单元转化为任务驱动的能力模块,打破固有的学科壁垒,实现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在教学方式上要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打通课堂学习边界,将理论学习、实践操作与创新训练融为一体,实现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力的主动建构者”。在评价体系上要从知识考核转向能力认证,融入行业标准与企业用人规范,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认证的有效贯通。
“应用型不是层次的高低而是类型的不同”,应用型高校转型需要“克服对应用型大学的认知惯性”,实施以“价值回归”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由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地方高校“千校一面”“盲目升级”的现象,让应用型高校真正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办学类型。